他成了村里的边缘人，只因患癌康复后没去赚钱还债
原创 2016-10-25 挠挠 斗瘤-（微信公众号antica-hero）大安哥所在的河南西华县乡村图景
大安哥年长我25岁，和我一个村，今年55岁了，他是我的小学老师。我心里记挂着他对我的教育，虽然他的手机号我一直存着，但我一次电话也没给他打过。
2012年初，给家里打电话，临到快挂电话时，我妈说，告诉你一个事儿，“大安病了，胃癌。”挂完电话，我爸发来短信，是大安哥的手机号。“教你那么久，给大安哥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吧。”
我存了下来，但犹豫了好久也没有拨过去。快二十年没联系了，我该怎么解释这二十年里对他的遗忘？
承诺
读小学时，我学习一塌糊涂，能考个及格，全家高兴得像过年一样。我爸让我留级，看着小伙伴们都升级了，我觉得挺丢人的。
开学分完班，老师们闲了下来，大安哥提着酒到我家，喝到半醉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想不想到我班里来？”
我说想，我爸瞪我，我低下了头。大安哥拍着桌子跟我爸保证，“孩子交给我，我保证让他考及格。”
犹豫写在了我爸脸上，大安哥大喊，“你看不起我！”就这样，我又保全了我的“脸面”，没有留级。
那个学期，我的成绩有了一点长进，从来不及格的语文，不但及格了，作文甚至还被校长拿到升旗仪式上朗读。不过数学还是那么差。
每次考试结束，大安哥就提瓶酒到我家，既赔罪又邀功。先喝完提来的酒，说数学没及格，得赔罪。喝完了，就让我爸再去买一瓶，语文考得好，要赏。
那时家里很穷，没有下酒菜，也没有像样的酒桌，每次大安哥提着酒过来，我爸揪一把白菜心，抓一把生花生，摆在我家那条斑驳的长桌上，二人能喝到半夜。我就老老实实趴在桌子的另一头写作业。
喝得高兴了，大安哥拿过作业本当场批改，喝大了舌头，赞不绝口：“你看，你看这句话，‘夜幕要降临了’，这么小的孩子，都会用这个词，不简单，都是我教的好啊。”
“我想了，以后让他当作家，当大作家，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挣钱，报答你。”
我爸黑着脸，拿着不及格的数学：“这货，指望不上。”
大安哥不停摇头：“还得努力。”
紧张的氛围，让我感觉如临大难。每到这个关头，我就以撒尿为名，偷偷跑到院子里“躲难”。但每一次“躲难”都觉得很美好，特别是秋天，月亮高高的，露水凉凉的，哆嗦着撒完尿，仰着脸听院子里那棵大桐树叶落的声音，一听就是很长时间，直到大安哥喊我进屋。
这样一来二去，大安哥和我爸成了村里最好的朋友，学校里最好的同事，一起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相互帮忙干农活儿。
有时候，我坐大安哥的自行车去上学。有一次，我在家偷了两个鸡蛋，准备到学校换冰棍吃，鸡蛋装在上衣的口袋里，还没到学校，鸡蛋被挤碎了。
大安哥装做不知道，只是说“你衣服咋湿了，换下来。”再找了件衣服给我换上，还给我买了两只冰棍。
沦为边缘人
大安哥“钓鱼”的池塘
在没有喝酒的时候，大安哥不苟言笑，打扮得一丝不苟，即便再热的夏天，穿得也很严实，衬衣甚至不舍得解开最上面的扣子，上衣口袋里，总是别着一支钢笔。
大安哥只是民办教师，但在村民眼里是有身份的人，他的这身行头，是他的尊严所系，最后却被政策给毁掉了。
1998年左右，大安哥遇到了难关——河南周口西华县出台政策，民办教师在三年内没有通过进修考取公办教师的，要全部清退。民办教师虽然每个月拿不到二百块钱的工资，但在村里的人看来，他们是有正式工作、有知识的人。
这一年，我爸通过了进修，大安哥考了两年没成功后，他就再也不来我家喝酒了。有一次，我问起大安哥的情况，我爸叹口气说，“交往不多了。”
后来，我读了高中，又到外省读了大学，留在了南方工作，老家也就一年回去一两次，关于村里的人和事，都是电话里得知。差不多每年都会听到他们说，谁谁的事儿上发生了什么事。老家把白事儿称为“事儿”，谁谁的事儿上，就是谁谁的葬礼上。
每当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就会发紧，接下来，便一夜的失眠，因为那些谁谁都曾叫着我的乳名，逗着我长大。
村里发生的最大的事情是新农村建设，西华县号召节约土地，村子整体搬迁。攀比心作祟，村里掀起了建房比赛，都盖二层小楼，盖不起的，借钱也要盖——因为你盖不起房，就证明没能力，孩子娶媳妇都难。
那阵子，每次家里打电话都会说，村里谁家的房子最漂亮，村里谁家盖房欠了多少债。大安哥是村里欠债最多的。
从教师队伍里被清退后，大安哥从一个有身份的人，回到村里当农民。当了十年老师，站惯了讲台，家里那几亩地，就荒掉了。
等到房子建起来，已经欠了七八万。房子建好后，大安哥给儿子娶了媳妇，没过多久，儿媳妇把大安哥赶了出去，他就和老伴儿住在村子最后面的一个简易板房内。
也就是被赶出来的2012年，大安哥患了胃癌。一天傍晚，我回村后散步，看到了大安哥一个人在池塘边钓鱼。
这个池塘成了村里的垃圾坑，堆满了装着腐臭食物的垃圾袋、破罐子烂筐，还有动物的尸体。最中央，剩下一洼死水。
报不了的恩
大安哥蹲在那洼死水旁。
我走近去，他皱纹多了，瘦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只是穿着依然整洁，最上面的扣子还是扣着。
我问他，有鱼吗？他说，不知道。
谈话很艰难，我努力找话说，问一句答一句，不超过五个字。
回到家，我说看到大安哥了。我爸从餐桌上抽了一棵葱，嚼了一口，沉默了一阵说，他刚做手术没多久，现在什么也不能干，就钓鱼，家里欠的帐也没法还，压力很大。
我妈在旁边接过话茬说，“他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去医院看过他，医生说，三年不复发就可以活下去，假如复发，就听天由命了。”
大安哥挺过了三年。一次我爸张罗的酒局上，酒喝到一半，有人说，少了一个人，大安。大家沉默了一阵，“算了，别惹事儿了。”有人说。
话匣子打开，大家还是聊起了大安哥。
“他也是，现在还无所事事，不找个正事儿干干，家里欠那么多债怎么办。”
“人啊，最怕不争气。”
我妈说，大安哥自己的命都顾不得，哪里有力气顾及孩子们？但是，村民们认为都是大安哥自私。
最近一次见到大安哥，是在村里十字街口，遇到一群大叔大妈，我给他们发糖、让烟，他们围着我问长问短，问买的房子多大，在北京靠什么挣钱。我说靠写文章。他们问，“当作家啊？”
我让完最后一根烟，抬头看到大安哥，他在人群外，徘徊了一阵，安静地离开了。
抗癌经验
村民都认为大安哥胃癌康复了，却不忙着赚钱还债，是个自私的人，大安哥也听到了传言，但从未回应。他的妻子说，大安哥有自己的心思：与其拼了命留给孩子一笔财富，不如留给孩子一个父亲，一个完整的家。
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，他熬过了艰难的癌症治疗，尽管大家可能还把他当作一个得过癌症的病人，但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，养病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当作一个健康的人，不迷信亲友介绍的偏方，也不悲观自己还能活多久，什么时候病情会复发。如今，被村里人边缘化的他，在那个早已被废弃的池塘边静静钓鱼，乐观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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