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死面前自己做主，为生命留下最后的尊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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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淼淼

我已经79岁，明年就80岁了！这漫长的人生，我没有因为战乱、贫穷、意外、天灾人祸、病痛……种种原因而先走一步。活到这个年纪，已经是上苍给我的恩宠。所以，从此以后，我会笑看死亡。我的叮嘱如下：

不论我生了什么重病，不动大手术，让我死得快最重要！在我能作主时让我作主，万一我不能作主时，照我的叮嘱去做！
不把我送进“加护病房”。
不论什么情况下，绝对不能插“鼻胃管”！因为如果我失去吞咽的能力，等于也失去吃的快乐，我不要那样活着！
同上一条，不论什么情况，不能在我身上插入各种维生的管子。尿管、呼吸管、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管子都不行！
我已经注记过，最后的“急救措施”，气切、电击、叶克膜……这些，全部不要！帮助我没有痛苦的死去，比千方百计让我痛苦的活着，意义重大！千万不要被“生死”的迷思给困惑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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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《预约自己美好的告别》琼瑶

2017年3月，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中国当代作家琼瑶，郑重地给自己的孩子们写下了一封家书，这封家书一经公开，就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影响。“生前预嘱”这个新鲜的词汇也进入了大众的视野，成为了大家讨论的对象。

死亡虽然沉重，但却是每个人生命的终点。通往死亡的大门千千万万，当我们的生命不可避免地走向尽头，

是选择浑身插满管子，依靠生命支持系统艰难地维持毫无质量的生存状态？

还是放弃过度医疗，在家人的陪伴下尽量无痛苦、有尊严地离开呢？

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后者。因为善终不仅仅是纯粹的医学干预，更应该是身体、心理、精神三个层面的全方位干预。而家人的陪伴和尊重对于其精神和心里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。

然而真实世界中，受“贵生轻死”的道德价值观所影响，绝大多数人不愿提起死亡，认为死亡是一个禁忌的话题。尤其问及是否对临终有所安排时，60岁以上人群较少答复。

除此之外，当生命终末期到来时，可能患者已经不具备表达自己意愿的能力，只能由家属做决定。“有救就要救”是个顽固的观念，阻碍自然死亡的是亲人的爱与不舍。只要能达成活着的目的，就要倾尽全力，倾其所有的救治，全力抢救被当成最大的孝道。

但我们要知道，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宰，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我们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愿望度过余生。生前预嘱就是我们为自己做的一份死亡决定。

台湾作家李敖先生在2018年去世后，其子发微博，“我的父亲李敖，在今天早上10点59分安详地离开了，我和我的母亲都在旁边陪伴着他，关于我父亲之后的安排，一切遵照他的意愿和他的一贯作风，不举行任何活动，一切从简”。

与琼瑶女士一样，李敖先生也立了生前遗嘱。

那么，生前预嘱是什么？

生前预嘱是一份在本人清醒的时候自愿签署的文件。通过这份文件，签署人可以明确表达本人在生命末期，希望使用何种医疗照顾，包括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比如气管切开，人工呼吸机，心脏电击等等积极的“有创抢救”，以及如何在临终时尽量保持尊严。

生前预嘱，就是让大家规划自己的死亡，为自己规划一个有尊严的死，而且是最少痛苦的死。尊严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而死亡本身也是需要尊严的，是每一个人尊严的最后一次体现。

在2021年死亡质量和死亡指数评估中，中国在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53位，远落后于早已生前预嘱合法化的我国台湾地区（第3位）。

死亡质量评估

我国的生前预嘱推广起步于 2006 年，罗点点女士创办了“选择与尊严“公益网站，首次发布了生前预嘱文本《我的五个愿望》。在运营网站的基础上，2013 年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。

“选择与尊严”—我的五个愿望

目前，生前预嘱在我国大陆地区仍处于民间推广阶段。不过好在，近年来我国已经逐渐认识到生前预嘱的重要性，并不断探索推出相关政策。

2010年，全国政协委员胡定旭、凌锋、陶斯亮分别就“生前预嘱”提交提案。2012 年，顾晋向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，建议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在全社会推广“尊严死”，让“生前预嘱”具备法律效力。

2021年11月18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》，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，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，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当然，这其中也包含了老年人尊严离世的问题。

而就在今年的6月23日，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修订稿，更是将生前预嘱写进了条例。

其中，新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：收到患者或其近亲属提供具备下列条件的患者生前预嘱的，医疗机构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者临终时实施医疗措施，应当尊重患者生前预嘱的意思表示：有采取或者不采取插管、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，使用或者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，进行或者不进行原发疾病的延续性治疗等的明确意思表示。